一、形势研判

我国一季度和4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指标的统计结果，已陆续公布，应当说，是大致符合原来预计中的局面的。

第一，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已在显现——从采购经理指数、经济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到汽车销售量、住房成交量、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以及投资（包括新开工项目）、消费的数据看，都是向好的，有利于恢复和增强信心；用电量、工业增加值1—3月明显上升后在4月的小幅回调，尚待观察是否为窄幅波动现象，还不足以动摇总体回升态势；外贸出口形势仍严峻，但月环比的降幅已明显收窄；信贷增量非常高，同时物价已处于低位，表明通胀压力消解，而通缩亦有望得到积极防范。在物价继续负增长、未形成企稳局面之前，我们还不必担心通胀方面的问题。

第二，从“龙头指标”GDP看，尚“比较难看”，处于增长6.1 %左右的较低位，与年度8%左右的增长目标差距明显。但与去年从13%跌到四季度的6.8%相比较，下跌速率已收敛下来。财政收入则可称为“非常难看”，1—4月累计同比降低9.9%（同比减少2257亿元），与年度增长8%目标相距甚远。具体分析，累计降幅较大的原因除经济增长率走低、企业效益下滑、政策性减税较多（含出口退税大幅增加）之外，还有物价下降使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去年同期结转自上一年的收入比重较高等原因。同时应指出，今年一季度也有成品油税费改革使国内消费税大幅增长38.5%的因素。如把去年和今年同期不可比的因素都作剔除，纯因经济下滑带来的减收因素，粗估也应有1000多亿元，凸显了由经济低迷所决定的财政的困难。我国财政运行已明显地进入了一个“过几年紧日子”的新阶段。但为大局服务，财政收支安排仍需积极而稳妥地实施总量扩张，并特别注重引导和支持结构优化。

第三，从企业层面的反映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

总之，可以认为，我国受到外部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正在完成其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政策对冲净尽经济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同时，也应看到，在一季度6.1%的GDP增长速度基础上，要达到年度8%左右的GDP增长目标，今年后面各有关方面的工作任务将是艰巨的。

二、前瞻与建议

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但随着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态势的企稳迹象，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然而，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不应改变，今年二季度剩下两个月的主要指标演变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作“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首先，从“坏”的方向考虑，是宁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末主要指标的情况不如人意，则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这个决心至迟不应晚于6月末下定（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否则就要等待三季度数据，那时再下决心就嫌晚了。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又曾实行了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在2000年，当二季度看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再一次实行了增强扩张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500亿元。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未然，作好政策储备预案（当然其中需动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单一的增发国债）。

其次，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已不必启动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正面效应已为各方所认识，其作为经济杠杆，可以促使各方面更为珍惜地、而不是挥霍地使用资源，促使各类企业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是助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在其操作上，除要精心设计好其力度（税负的提升量应设计为使大多数企业可以经过努力消化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的涨价因素，主要依靠节能降耗、转型升级等举措继续发展，只有少数的企业在“优胜劣汰”中被改组或破产出局）之外，特别关键的，看来是要等待各方面（从决策层、管理部门到企业界）吃下经济止跌回升“定心丸”之后的时机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二季度后出现，就应当积极主动把握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我国已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估计会在今年形成5500亿元以上的财政减收额，如能在下半年实行资源税、卷烟消费税等的向上调整，不但可以发挥优化结构、引导消费等正面效应，还可以对冲当前较突出的财政减收压力，有助于大局的稳定。

第三，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高涨期和低迷期每当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92—97年高涨，98—03年初低迷，03—08上半年高涨，现又入低迷）；另从我国开放以来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看，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阶段转换上，中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一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结合上述这两个“经验”作粗线条的预计，我国这一轮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要延续3年以上；宏观扩张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其间，我们应特别注重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尽一切可能保持较大的推进结构优化的力度，并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把短期调控和中长期的政府职能转变、机制创新等，紧密结合起来。